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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同奇在家族自传《林氏家风》中描述了一个典型的传统大家族的生活细节，却似乎给我们透露了若干信息，没有接受过新式学堂的小学教育的林氏子弟，绝大部分都在学业和专业上很有成就，一些俊秀的家庭成员成为中国和美国等国的人文、科学院士。
传统绝不是现代的反题，一个真正有活力的传统是能够渗透到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林氏数代人的经历告诉我们，传统经典教育给予林氏子弟经世致用的智慧，成了他们应对现代生活的精神资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个大家族中，长辈亲人深度参与了教育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像现代学校教育，让家长疏离于孩子的成长过程，家庭教育沦落为学校教育的可有可无的点缀。
林氏起源于中国北方的河南省。相传第一位老祖宗是商代（前1751 - 前1112）受人尊敬的正直的大臣比干的儿子。比干之子约生于公元前1122年，即三千多年以前。随着时间的推移，林氏族人散布定居在全国各地。可能是在公元七世纪即唐朝（618 - 907），其中一支迁往中国南方的福建省。经过29代人之后，我们在福建的直系祖先终于迁到福建省名叫东瀚的地方（现属福州市）。我们的曾祖父林灼三（1830-1896）是定居东瀚这一支的第27代人。我的祖父和父亲则相应为第28代和第29代。
林氏家族记录显示，自第20代以来，在直系族人中，不少人属于典型的文人或士大夫阶层，长期浸淫在儒家传统之中，强调“读书”的重要，强调学习儒家经典并成功进入仕途。福州尽管在地理上远离中原，比较偏远，但至少自南宋（1127 - 1279）以来，正由于此类家族的存在，蔚为知识分子和学者活动的中心之一。这一特点又因福州市是鸦片战争（1839 - 1842）后首批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而得到加强。福州得以和西方文化较早期接触这一事实对于福州的士大夫阶层与林氏家族的现代转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据同济说，林氏连续十代属于科举制度所产生的精英。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的独特产物。其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当今中外学者的广泛承认。除歧视妇女之外，科举制度基本上是建立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它尽可能地从一般人中广罗人才，选拔官吏。这个制度导致了古代中国等级制社会结构的某种流动性。科举制度自汉代（前206年 - 220年）早期以来，在两千多年中不断改进完善。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个制度比英国的文官考试制度要严格、复杂得多。
如果列出第19代至第28代十代直系祖先的情况，就可看到其中三人为进士，两人为举人，三人在北京任职，有高、中级“学术职称”，两人念过县学。但这种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真正始自第24代以后。新的动力可以用林斯高（1881 - 1971）（作者的叔父，在座同珠的父亲，清举人）所讲的一个故事来说明。斯高于1959年修订了林氏家谱，他说第19代的直系祖先之一是林尚芬（1572 - 1598）。尚芬生活在明朝衰落的动荡岁月。他可能是个染料商。曾从北京买了十八箱靛青染料。货到福州后，他在开箱时大吃一惊，在薄薄的一层靛青染料下，全是金银珠宝。他顿时成了“百万富翁”，得以享乐余生。在死前，他把钱财装箱分给儿子们。大老婆生的儿子们得的是大箱子，小老婆生的儿子们得的是小箱子。但不到三、四代人，所有的财产就花光了。到第23代末期，林家家道中落。所以第23代祖先林人相（1704 - 1780）在死前把三个儿子召到床前，给他们每人一本中国的著名经典《诗经》、《书经》和《礼记》。斯高说他本人曾亲眼见到并读了人相给儿子们分财产的遗嘱。遗嘱中引用了《汉书》中的一段名言：“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中文的“金”和“经”为谐音字。但在这里是说“经”比“金”更重要。也就是说，智慧重于钱财。这句话的精神似乎激发了林氏后人。
可能是由于上述箴言的告诫，人相的后裔开始在科举的阶梯上逐步上升。第24代的林伦洊（1733 - 1803）和第25代的林懋周（1762 - 1829）开始念县学；第26代的林怀少（1795 - 1857）中了举人。他的长子是林灼三（1830 - 1895），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县学塾师后，成为举人和进士。他做过中国南方广东省顺德县的知县。退休回到家乡福州后，盖了四所房子。他自己住一所，其他三所租出去。他是我们今人在此聚会的几乎所有人的祖先，堪称是照临着美国林家历次聚会的最大的福星。
灼三有四个儿子。长子林福熙（1848 – 1925，我的祖父，也是在座同骅和同珠的祖父），中举人后于1886年中进士。次子英年早逝。三子林福溁（1860 – 1922，同芬的祖父），举人。四子林福贻（1870 – 1930，即在座同坡的祖父）于1893年中举人，如果不是 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他很有可能中进士。值得一提的是，福贻可能是林氏家族中放弃传统仕途进入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现以“中国的哈佛”著称）学习法律的第一人。他于1911年毕业。毕业后终生为法官。曾任江苏省高等法院的法官。事实上，福贻在林氏子弟事业选择的现代转变中踏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它意味着中国的士大夫传统的某种转化，即苦读儒家经典，精通诗书八股的仕途让位于现代的专业生涯。更足以说明这点的是，福贻的三个儿子也成为带有现代意义的专业人士。长子林斯濂（1889 - 1914）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在奥地利学习邮政通讯。其他两子为林斯铭（即澍民，1892 - 1987）和斯澄（1894 - ?）。他俩一个成为建筑师，一个成为地质学家。林氏族人向现代专业人士的转化似乎早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中就已发生。但是，这种专业化是一种比较强调知识智慧而相对轻视财富权力的专业化。
祖父的教导
祖父卧室的四壁很破旧。有一次，趁他出城访友之机，大家给他的卧室糊了新墙纸。他回来后很不高兴，坚持要将墙壁恢复原样。同骥说他当时对老人的固执很是惊讶。可是他后来记起祖父曾给他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前772 - 481）的齐国有个著名的大臣叫晏婴。齐王趁他出使别国的机会，给他另换了一栋较好的房子。晏婴回来后拒绝迁入新居，并坚持过着简朴的生活。
祖父的赏心乐事之一是教孙子们读经典和诗词。他经常把孙辈子女召到一起，给他们讲《论语》（中国最主要的经典著作，2500年前由孔子的学生们将他的教诲集册而成）。祖父还教古诗和古文。他要求孩子们把他所教的内容，包括很长的句子，都要背下来。同骅和同炎都谈到祖父规定他们每天要写四十个字，或从《论语》上抄三行书。他两人都贪玩，不想背书抄书，所以常常达不到要求。但祖父总是很慈祥很宽容，从来没有惩罚过他们。但同炎承认母亲有时会因他懒惰而责骂甚至责打他。我的大哥同济对于诗词有着过人的天赋。他说他对中国诗词的敏感主要得自祖父的讲授。每天，老人会将这位孙子叫到自己的房间，教他一首唐诗，自己则往往坐在马桶上解手大便。同济有一次同我开玩笑地说，“我是和着臭气生吞活剥地咽下这些诗词”。值得一提（这点也许具有启发性）的是：这代表了林家许多孩子们一生中所受过的小学教育。他们唯一的课本是儒学经典、古诗、古文和一些史书。他们就是靠着这些“课本”学会读和写。没有数学或自然科学，更不要提今天的小学所提供的其他课程。老师就是他们的祖父、父亲、叔叔伯伯和姑姑，有时是哥哥姐姐。林家好像不兴雇请家教。同济15岁才上正式的学校，同骅的入校年龄为14岁，同炎则为13岁。他们在林家大院，没上过小学，甚至没上过初中。有意思的是，他们后来在学业上都很有成就。在幼年时期就坚持强调教育和学习的极端重要性，强调读、写和背诵诗文，以及强调处理人际关系的“情商”（这是当前时髦的叫法，以别于智商），可能对他们后来的成就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中的女性
我的母亲名叫郭凤诒（1885 - 1962）。她于1885年1月1日（阴历申辰年十一月十六日）在福州出生，于1962年12月30日（阴历十二月初四）在上海逝世。郭家肯定是林家的至交，两家也肯定互相欣赏。我祖父的三个儿子与郭家的三个女儿结亲便足以说明这一点。其中两个是姐妹俩（同骅的母亲和同珠的母亲），一个是她们的堂妹（我的母亲）。郭家在福州也是个带有传奇色彩之家。据说，我母亲的祖父郭柏荫曾任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省总督。他在福州黄巷的巨宅，现已列为福州市17个古建筑物之一，永久保护起来。他的五个儿子全部通过科举考试。皇帝曾因此而御赐一匾，上书“五子登科”四字，挂在郭宅的大门上。郭家许多人入过翰林院，这是文人的极大荣誉。再下一代中的郭曾炘，即同珠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