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这么一种“如果”的“猜想”: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倘若鲁迅彼时仍在世,他又会作何种选择?他还会不会留在沦陷区的上海?由此,便有了本文的题目——关于“周氏三兄弟的‘良禽择木而栖’”,以及我的一点“猜想”。
1919年11月,由周家老大鲁迅主持、操作,将绍兴祖宅卖掉,再凑齐房款的不足部份,以3500大洋购置了北平八道湾胡同11号的三进大四合院,举家迁徙北平。当时鲁迅任教育部佥事,周作人任北大教授,两兄弟收入颇丰,三弟周建人当时尚无正式工作。自此三兄弟“良禽择木而栖”开始定居北平。后来老二与老大兄弟反目,老大鲁迅遂另购置西三条胡同小四合院,与母亲及朱安一同搬出了八道湾。
在西三条胡同“老虎尾巴”,鲁迅开始了与学生许广平的恋爱,在1926年8月,与许广平同车抵厦门,之后的1927年1月又赴广州,先后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10月3日赴上海,与许广平先后在上海虹口景云里和拉摩斯公寓赁屋同居,1933年4月购置山阴路大陆新村三层洋房定居,至1936年10月计三年有余。
老三周建人,娶周作人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之妹羽太芳子为妻,1921年夏经胡适介绍离开八道湾赴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因与原配不睦,家庭矛盾激化,关系紧张,此后再未回过北平八道湾居住。
三兄弟中老大老三几番“择木”,唯独老二周作人,自1919年定居北平教书、后与长兄决裂,至北平论陷,一直住在北平八道湾。抗战爆发,胡适等苦劝其离开北平南下,身为“目标很大”容易“招风”的北平文坛重量级人物,他却始终不为朋友苦劝所动,困守“苦雨斋”吃“苦茶”,不愿挪步离开这“危墙之下”“是非之地”。“一声枪响”于八道湾后,终于在1939年1月开始正式出任伪职,落水附逆“风光”于北平。抗战胜利后,被以文化汉奸罪锒铛入狱,先是在北平监狱,最后方才有了他的“迁徙”,从北平监狱“迁徙”到了南京的监狱。
周作人的落水附逆,根源固然在其思想认知上的问题和其性格意志上的缺陷;他的耽于安逸闲适,盖因他长期一贯地习惯在兄长鲁迅的荫护之下,带着几分“巨婴体质”。而客观上,周作人宁愿“立于危墙之下”,也不肯“良禽择木”南下,与他那一大家子的累赘似也不无关系。兵荒马乱、前路艰险,拖家带口,囊中羞涩。如果加上母亲鲁瑞和朱安,再包括仆佣,三家十多口人的长途跋涉,对他这么个“冲淡”“闲适”的“苦雨斋主”来说,自然是视为畏途裹足不前的。主客观的内外因两相作用,未能“智者识得重与轻”,好比一个恐高症者,怕山路崎岖,却偏还要滞留已处悬崖之巢,“卿本佳人,终于作贼”,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从1919年的定居北平,到北平沦陷,到抗战胜利后的锒铛入狱,他,始终“宅”在北平,和一段时间的被囚在北平。
比较而言,鲁迅的伴侣许广平年轻力强,海婴已八、九岁,一家三口,“携妇将雏”,相对“轻车简从”。周建人虽也有日本妻子和三个子女,但都住在北京八道湾,他自己只身上海,南下更可以从容许多。至于说周家老大和老三的深明民族大义,胸有家国情怀,加之意志力和行动力,显然与老二周作人有着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再 回到网上的那个“如果”的“猜想”,我以为有一点可以肯定:倘若1937年后鲁迅仍在世,他完全可以,应该,並且也一定会“携妇将雏”“共艰危”地远离沦陷区,“良禽择木而”南下,奔赴抗日后方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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