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氏伟人！傅友德入蜀

傅友德，祖籍江西瑞州，先世商宿州，后徙砀山。《明史》载：元末从刘福通党李喜喜入蜀。喜喜败，从明玉珍，玉珍不能用。走武昌，从陈友谅。

太祖攻江州，至小孤山，友德帅所部降。帝与语，奇之，用为将。从征武昌，城东南高冠山下瞰城中，汉兵据之，诸将相顾莫前。友德帅数百人，一鼓夺之。流矢中颊，不为沮。武昌平，授雄武卫指挥使。

明玉珍，祖籍湖广随州，元末红巾军徐寿辉部下首领，于一三五七年率军入川占领重庆，后又相继攻克成都等地，摧毁了元朝在四川及其相邻的陕、甘、黔、滇、鄂边境部分地区的残暴统治。

明玉珍于一三六三年在重庆称帝，建立大夏政权，推行“免徭薄赋”、“禁侵略”、“兴文教”等项政策，使其辖区内较早地实现了社会的相对安定，保障了社会生产，减轻了当地人民生活的痛苦。一三六六年卒于重庆，葬重庆江北嘴睿陵。

（图为）重庆大夏皇帝明玉珍铜像

李喜喜傅友德率青巾军入蜀与明玉珍征战考：

有关青巾军入川后的行踪和表现问题，一直是一个困惑史家的难题。首先是李喜喜和傅友德退入四川的时间问题。

据《元史·顺帝纪》记载:“(至正十八年)四月，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合兵会张良弼、宣慰张良弼、郎中郭泽善、宣慰同知拜帖木儿、平章政事定住、总帅汪长生奴，各以所部讨李喜喜和傅友德于巩昌，李喜喜和傅友德兵败入西蜀”。过去学界一般都据此认为，李喜喜和傅友德进入四川巴蜀的时间，当在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四月之后。

但是，近来笔者在翻检相关资料时发现，大量史料证明，早在此前，四川各地尤其是川西一带地方，已见李喜喜和傅友德活动的踪迹。

据《平夏录》和《明氏事迹》记载:

丁酉岁(1357年)九月，青巾贼入成都，有韩氏女年十七，举家从军。

按丁酉岁，为至正十七年(1357年)。既然是年九月李喜喜和傅友德所部青巾军已经攻入成都，则其入川时间必在此之前。

另据天启《成都府志》所载史料证实，青巾军确曾在丁酉岁(1357年)攻陷过成都:

费氏，灌县人。至正丁酉青军入蜀，肆行剽掠。费乃泣曰:父母深恩，分毫未报，今不幸而罹此贼害，不如死，遂缢焉。

元人刘堪在《烈女吟》中，用五言诗记述了发生在这年“逆贼”入永康的经过:

永康费氏女，年少十八九。择对无可人，贞烈佩琼久。

礼法以防身，丝麻常在手。至元七十载，年岁次丁酉。

逆贼从东来，旌旗摇北斗。三巴数十城，皆降不敢后。

唐姬与姜氏，不 为贼偶。费氏涕泣淋，劝勤告父母。

人生弃礼义，猪狗亦何有。我身不婚贼，我死骨不朽。

夜深盛容饰，自缢后园柳……

按永康军(旧为四川灌县，今为都江堰市)，为宋代建置，即天启《成都府志》所载费氏的故乡——灌县。由于该县位于成都西面，青巾军先攻陷成都，再入灌县，所以从东而来的“逆贼”必定是指傅友德青巾军。所谓“旌旗摇北斗”，可能是该部军旗上的标记，其上绘有北斗星的图案。所谓“至元七十载”，系指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以来，迄至元顺帝至正十七年丁酉岁(1357年)为止，其间经历了63年，说“七十载”，乃约略之语。所谓“三巴”，源出于汉朝巴西、巴郡、巴东三郡，相当于今嘉陵江和重庆綦江流域以东大部分地区，这里用来概指全川。但依青巾军活动地域推断，“三巴数十城”主要是指被川西地区的州县。

其次是关于傅友德青巾军“虐蜀”的具体表现问题。

前引元明时代明玉珍、刘桢、刘泽民、方孝儒等人的话，都提到青巾军入川后的残暴行为，给四川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翻检四川地方志，不时可以发现这方面的记述:

一种情形是，反映在有关地方官员或战死或遭擒获致死的记录上。例如:

岳时中，成都人，为汉州太守。李喜喜、傅友德入寇，率兵杀贼甚多，众寡不敌，死之。

王继志，四川省郎中。以政最闻，迁本道廉访司副使。时李喜喜和傅友德陷四川，继志帅兵与战，力屈被执，不食而死，众咸怜之。

时元行省平章买奴、参政韩叔亨为青城(一作青巾)贼所执，城中窘迫。

以上史料表明，在李喜喜和傅友德退入四川之后，沿途许多州县因为承平日久，毫无准备，都被攻陷了。这与元末红巾大起义爆发之初，江淮地区的“州郡皆无备。长吏闻贼来，辄弃城遁，以故所至无不摧破”的情形是完全相似的。

第二种情形，反映在一些四川州县遭破陷后，青巾军给失去军队保护的平民，尤其是妇女所带来的悲惨遭遇。上文引述灌县费氏、唐姬与姜氏，皆是在青巾军入境前自尽的。而下面这个例子，则是一个妇女在被擒后，不甘受辱而自刎的: 鄢氏，四川合江人。青巾贼至，被擒，夺刀自刎。事见旌表，祀节义祠。如此多的妇女之所以在青巾军入川时自寻短见，可能与这支军队纪律败坏，名声很糟、声名狼藉有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青巾军占领下的四川成都及周边社会秩序与百姓的苦难生活。

第三种情形，反映的是青巾军在川西州县烧杀抢掠的情况。有地方文史资料披露，“青巾军”曾经一度攻入四川天全县，占领县治始阳镇一带的地方，并且“焚毁土司官署、庙宇，天全土司地盘损失过半，直至明初才复原所控地域”。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这支原本是农民起义队伍——红巾军的余部青巾军，在败溃进入四川后，不仅更换了服色旗号，而且在行动上已完全背叛了红巾军的革命理想，给四川各地人民带来严重的危害。这与明玉珍所部西征红巾军举兵入川，攻占重庆，沿途秋毫未犯，市民夹道欢迎，社会秩序安堵如故的情形，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正因为如此，所以方孝儒才以“各郡臣民遭青巾之虐，百无一二”来概括青巾军在川的所作所为；所以明玉珍才会说:我是来为蜀地剪除“青巾之乱”的;刘桢才会说:明玉珍来了，四川人民终于可以免受“青巾之苦”，“幸获扶养，颇得苏息”了。

傅友德“青巾军” 与明玉珍“红巾军”的斗争

从明玉珍讨伐陈友谅的檄文可知，明玉珍与青巾军有很深的矛盾，他不仅指责其杀掠祸民，而且还宣布他占领四川，是得自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众所周知，明玉珍传檄四方，声称要出峡讨伐陈友谅，这一事件发生在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杀害徐寿辉之后。表明在这之前，明玉珍已经与青巾军展开过若干军事斗争，并从青巾军手中夺过了对蜀境的控制权。

那么，在至正二十年之前，明玉珍究竟与青巾军发生过哪些冲突?开展过哪些斗争?从对方手中夺取过哪些地盘?此前史籍均缺乏明确记载。如果不是1982年在重庆明玉珍陵墓中出土中了《玄宫之碑》，恐怕这段历史将难见天日。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日，在重庆市江北区上横街洗布塘的重庆织布厂基建中发现的明玉珍墓(睿陵)，出土了比较珍贵的历史文物。此墓为长方形穴石坑墓，岩质坚硬。此墓出土葬具，较为完好，一棺一椁，椁用香榧木制成，木质耐腐蚀，出土后仍有香气。

在椁前有一长方形石坑，用以竖"玄宫之碑"。"玄宫之碑"系砂质，色青，用独石制成。通高145厘米，宽57厘米，厚23.5厘米，其下榫长21厘米，宽39厘米，厚23.5厘米。碑首作八角形，额有"玄宫之碑"四字篆书。其左右两侧各刻一阴线盘龙，但不完全对称。碑文二十四行，正文每行四十七字，全碑共一千零四字。

此"玄宫之碑碑的出土为探讨四川地方史和元末农民战争史提供了多方面的资料。为研究明玉珍的出生及其入川前后的活动等问题提供了详实的历史材料。它的出土澄清旧籍中一些纷纭的记载，弥补了史籍记载之缺漏。

由刘桢所撰写的《玄宫之碑》的碑文中，在叙述明玉珍的生平事迹时，提到了在至正二十年之前所开展的几次关键性战役:

明年(至正十八年，1358年)六月，击毫人李仲贤于普州，败还成都。

明年(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李仲贤、王虎、郭成奔平元，数十万兵一朝解散。夏，擒李君诚于五面山，袭舒家寨，田成、傅友德错愕败走。

要破译碑文中所提到的这些战役，需先弄清与明玉珍交战的对手是什么人。由于两段碑文中所记述的战役，均有“李仲贤”其人，可见与明玉珍交战的对手属于同一支队伍。至于李仲贤为何人的问题，目前有两说:一种意见认为，他就是李喜喜，“或称李二，仲贤应为其字或号”，其部就是青巾军;另一种意见认为，他就是元朝驻守在陕南的四川行省左承李思齐的弟弟，其部是元朝政府调遣入川的官军。毫无疑问，在这时能够对明玉珍据蜀行动构成威胁的势力，主要就是来自于李喜喜和傅友德所部的青巾军和元朝官军。那么，在这两次战役中，明玉珍究竟是同哪支势力在交手呢?种种情势判断，只可能是李喜喜和傅友德的青巾军。

首先，有史料证明，第二段碑文中的“王虎”就是属于傅友德青巾军的部将。据《大明一统志》载: 侯彦直，雅州人，仕为忠翊校尉副千户。至(元)[正]间。王虎寇雅州（雅安地区）。彦直引兵力战于名山县二日，兵少力弱，为贼所擒。义不屈，骂不绝口，为贼所杀。

按:文中的“至元间”当为“至正间”之误。前文已经揭示，至正十七年，李喜喜、傅友德率青巾军攻破成都之后，川西周边州县无不所向披靡。位于成都西面的雅州境内的天全县既遭残破，作为雅州门户的名山县必然首当其冲。王虎作为此次寇州行动的首领，必定是青巾军的部将无疑。

另据《明史》记载，碑文中的“傅德”，是“傅友德”之误，其间漏了一个“友”字。《明史》曾记载，明代开国功臣、征蜀平夏先锋傅友德，在投奔朱元璋之前，也曾经是李喜喜的手下部将:

傅友德，其先宿州人，后徙砀山。元末从刘福通党李喜喜入蜀。喜喜败，从明玉珍，玉珍不能用。走武昌，从陈友谅，无所知名。太祖攻江州，至小孤山，友德帅所部降。

既然如此，那么，与王虎、傅友德一道的李仲贤、郭成等人，其所部决非元朝官军，只能是青巾军无疑。

其次，与明玉珍在普州交战的李仲贤，既注明为“毫人”，根据河南毫州是红巾军的发源地，投身起义的当地人，“多田野无赖子，目不知书者”; 而李喜喜又是从毫州参加红巾军，成为刘福通的部将的。由此推断，他极有可能就属于毫州“田野无赖子”中的一员。因此，有学者认为李喜喜“或称李二，仲贤应为其字或号”，这一见解是能够成立的。

最后，从用兵形势看，在当时战役发生地一带活动的，只可能是青巾军，不可能是元朝官军。当初，李喜喜和傅友德从甘南巩昌(今甘肃漳县)败退入蜀，进而攻陷成都，其用兵路线必然是沿着历史上的陇蜀古道行进的。这条古道，在三国时代因邓艾度此而闻名，被称之为古阴平道。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被任豫《益州记》记作为左担道。在宋末元初，这条古道成了蒙古军入川的主要通道。推测其用兵路线必然是:从巩昌——宕昌(今甘肃岷县南)——阶州(甘肃武都西北)——文州(甘肃文县)——龙州(今四川平武县东南南坝)，然后出绵州(今绵阳市)、汉州(今广汉市)与金牛道相连接。前文已经揭示，在这条通道上的重要节点汉州、成都，均发现有李喜喜的攻掠行动;而在这条古道的起点——巩昌方向时，也不难发现李喜喜和傅友德部的踪迹:

束良曾，佚其籍贯，官巩昌路总管。驻商州。闻李喜喜和傅友德入蜀，慨然曰:“吾职守在此，岂可临难苟免!”遂率所部拒之。先登，陷阵而殁。

这就充分证明，当时李喜喜与傅友德的青巾军是沿着这条道路进入四川的。

《玄宫之碑》碑文还记述，至正十八年(1358年)六月，明玉珍军与青巾军首次正面交战于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其背景应该是:在川西一带到处骚扰的青巾军，试图向川东拓展生存空间，这对于在重庆立足、以川东为活动据点的明玉珍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明玉珍必然出兵制止，当两军在成都与重庆之间的普州(今安岳县)相遇时，一场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发生了。

在这次战役中，青巾军惨遭失利，“败还成都”。接着，明玉珍的军队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定会乘势追击，因此，必然还会与青巾军发生激战，可惜刘桢在碑文中均没有提到。但是，他对于二者之间的关键性战役经过，则是记述得十分清楚的。

碑文记述说，到了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青巾军开始“奔平元”，于是“数十万兵一朝解散”。这段文字应该理解为，明玉珍所部的红巾军与李喜喜和傅友德所部的青巾军，在这年春天又进行了一次关键性的决战，青巾军再次受到重创，兵败如山倒，致使这支号称拥有“数十万兵“的青巾军顷刻间土崩瓦解了。

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李喜喜与傅友德率领的青巾军在明玉珍军的追击之下，接连遭遇失败，损失惨重，而又得不到四川百姓的支持，故无法在川西立足，他只好带着这支队伍从蜀境撤走。

青巾军攻入四川后，原本没有在蜀境作长期坚持的打算，到处流动，沿途杀掠，所以一当在军事上遭遇失败，必然通过其所能控制的通道迅速撤退。青巾军最后奔走的“平元”，必定是位于逃窜路上的一个战略要地。有人解释为兴元(今陕西汉中市)，有人推测是广元(今四川广元市)，我认为均不恰当。实际上，此处的“平元”，原意本当为“平武”，如果不是碑刻之误，就是刘桢玩弄的文字游戏。

按平武，西魏为龙州，隋朝改平武郡，宋仍改为龙州，治江油县(今平武县南坝)。此地位于古阴平道上，青巾军当初入蜀时曾经过此地。陇蜀通道既是李喜喜傅友德入川的生命线，此刻退守到该部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应该是情理之中的。古人有所谓“乱山深处指龙州”来加以形容，显然，该据点险要的山形地势，有利于青巾军余部在这里作最后的拒守。因此，在明玉珍的追击之下，青巾军采取边走边退的策略，沿着入川时所经过的这条通道撤离出蜀境，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同时也是最安全可行的。

果然，明玉珍的红巾军跟踪而至。《玄宫之碑》碑文记述说，这年夏天，明玉珍的军队给了李喜喜和傅友德余部以最后一击，先在五面山擒获其部将李君诚，接着又奇袭舒家寨，致使田成、傅友德部“错愕败走”。按此处的五面山，疑为三面山之误。按三面山，宋属石泉军，元属安州(今安县)，位于明代石泉县(今北川县境)北六十里。此山“三面内向，上有龙湫，径不及四寸，而水流不竭”，是易守难攻的。北川与与江油、平武互为邻县，同属龙州，按地理方位推之，三面山、舒家寨当在距龙州治地四川江油关(今平武县南坝)不远的地方。由于其地正处于由川西北通往甘南的要道上，表明青巾军在遭到一系列军事失败之后，正是沿着当年入蜀的路线向甘南撤退的，不意却在此处突然遭遇到明玉珍军队的奇袭，致使青巾军首领李喜喜战死，田成、傅友德部惊慌失措，狼狈败逃。此后，青巾军不是逃向省外，就是被明玉珍所收编。

根据《平夏录》和《明氏事迹》记载以及《元史·顺帝纪》、《明史·傅友德传》、明玉珍睿陵《玄宫之碑》可知，遭败之后的青巾军兵士，能为其所用者则被明玉珍用之，傅友德兵败后，无奈之下带着余部投降，改随明玉珍麾下，进驻四川渝州（今重庆市），然而明玉珍已经平定四川全境，川内也无战事，明玉珍号令修生养息，碑文记载“幸获扶养，颇得苏息”了。因青巾军入川后，放纵士兵滥杀无辜，李喜喜、傅友德青巾军“虐蜀”“屠川”，给四川百姓带来灾难，声名狼藉，故傅友德未能获明玉珍重用。傅友德只好再顺江而下，转走武昌，东投到陈友谅部下去了。但是也不受陈友谅重视。

而反观元朝四川行省左丞李思奇，在明玉珍与青巾军战事犹酣之际，他正屯兵于陕西凤翔。随后，他又与同金枢密院事郭择善矛盾尖锐，并将郭择善杀之。由于其时他正忙于应付由此引发的内部危机，自顾不暇，不仅没有可能，更没有实力将触角伸向蜀境，同明玉珍部交战。因此，《玄宫之碑》所载至正十八、十九年发生在四川境内与明玉珍之间的这一系列战役，显然与李思奇及其所部元朝官军无关。

综上所述，可见李喜喜和傅友德败溃进入蜀的时间，应该在至正十七年(1357年)九月以前，高岱《鸿猷录》将其事系在该年十月，大体与史相符，相差无几。《元史·顺帝纪》将其系在至正十八年(1357年)四月，显然有误。如果据此以为李喜喜和傅友德曾经两度入蜀，则更是与史相悖。

附录：大夏皇帝明玉珍睿陵出土《玄宫之碑》碑文：

大夏太祖钦文昭武皇帝玄宫碑

金紫光禄大夫太傅中书左丞相录军国重事臣戴寿填讳

金紫光禄大夫少傅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臣刘帧撰文书丹

荣禄大夫知枢密院事臣向大亨篆额

太祖随州随县梅丘人，姓明氏，御讳玉珍。为人英武有大志，不嗜声色货利。善骑射。元末天下大乱，英雄崛起，生民无所依赖。岁庚寅，淮人立徐主称皇帝于蕲阳，颁万寿历，建元治平，国号宋。明年，太祖杖剑从之，战功懋甚，越八年，官至奉国上将军都元帅。天启三年二月，宋主命平西。时西土劲敌暴横，群生涂炭。太祖既入蜀，军律严整，所至不独用武，惟以拯救为尚。远迩闻风，相继款附，如赤子之慕父母。其年定夔、万，四月抵渝。其城，蜀根本也，故元攻之。四十三年，因其内变而始附。太祖一鼓而下，擒参政哈林都，送之朝，泸州降，冬，克叙南，拜广西两江道宣慰使。明年六月，击亳人李仲贤于晋州，败还成都。班师，拜陇蜀四川行省参政。值友谅谋为不轨，驱除异己，上表斥其罪状。已而，友谅遣刺客陈亨等潜谋图害，卒不得近。乘太祖征广安，亨杀员外鲍玉等七人而遁。明年春，李仲贤、王虎、郭成奔平元，数十万兵一朝解散。友谅又要致王爵，即封还其诏书，请皇太子监国，皆不报。拜骠骑卫上将军陇蜀行省左丞。

夏，擒李君诚于五面山，袭舒家寨，田成、傅德错愕败走。友谅使来，宋主崩弑外闻，乃斩使焚书，三军缟素，为宋主发丧，拊膺哀悼，殆不不堪忍。冬十一月，进围九顶山，至明年夏四月，擒完者秃、赵成以归。平成都、大庆、潼川，克向寿福于铁檠城;自是议讨友谅，移檄四方，会兵三峡。父老豪杰告留曰:"生民无主，欲将何之?"峻辞固让者再四。诸将遂立誓推戴曰:"臣等不股肱王室，鬼神殛之"。始允众志，以其年十月望日即国位於重庆之行邸，不易国号，不改元，谥宋主日应天启运献武皇帝，庙号世宗，犹舜之宗尧也。逾月，平播南，克巴州，俘熊文弼于牛头寨，克长宁州。十一月郊望癸卯岁正月朔旦，受皇帝玺绶，国号大夏，改元天统，历曰先天，礼乐刑政，纪纲法度，卓然有绪。立太庙，追谥显考郎曰钦宪，显考妣鲁氏曰衍庆，皇考子成曰庄惠，皇考妣郭氏曰恭懿，王考如海曰昭顺，王考妣朱氏曰慈宁;考学文曰宣武，妣赵氏曰贞淑;皆追王曰皇帝、皇后，祀以天子礼乐，与郊社并隆。仁孝诚敬，盖天性也。越明年，典后，立东宫。盖仁心爱人，而人慕之，人心所归，即天命所在。故四年而西土悉平。惜乎大统垂集，一旦疾革;传位皇太子，诏皇后同处分，俾维持以正大统，亦天下之大义也，可谓烈主矣。生於己巳九月九日，崩於丙午二月六日。谥曰钦文昭武皇帝，庙号太祖。寿三十八岁，在位六年。以九月初六日葬睿陵。爰命词臣述功德而碑刻之玄宫云。

大夏天统四年 月 日

中书省左丞臣孙天佑、右丞臣刘仁、参知政事臣江俨、徐汪，臣明从睿、明从哲，臣马文敬。

枢密院同知臣王元泰、朱铺，副使臣邓立、沈友才、刘铭、明从政、明从德，鉴院臣李聚、窦文秀、周景荣、田继坤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