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氏故事】仁德长者于七爷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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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于顺龄，如今可能没几个人知道是谁，若提起“于七爷”，在东董及周边各村那可是家喻户晓。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讲“于七爷”的故事，可谓如雷贯耳，有口皆碑，能够在去世一个“甲子”后还经常被人提起，目前在东董也只有“七爷”一人耳！这就叫“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于七爷”就是于兴忠的爷爷，名于顺龄，字浩生，东董于氏第八代传人，生于公元1888年，公元1954年去世，享年67岁。因于顺龄认董庆先（董玉祯的老爷）的母亲（董玉祯的曾祖母）为干妈，按年龄排在董庆先之后，董庆先排行老六，顺龄排行老七，故此人称“七爷”，外村的人都尊称于顺龄为“于七爷”。

“七爷”为人豪爽，侠肝义胆，好善乐施，结交广泛，再加上和北方七省督军齐燮元是亲戚，所以在当地颇具影响力，可谓“跺一脚，四面乱颤。”不管是穷人、富人，也不管是有难办的事或者缺钱，只要求到“七爷”的门下，“七爷”第一句话一定是：“别急，好办、好办。”然后“七爷”会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帮求助者把困难解决了。时间长了，人们给“七爷”送了个绰号叫“于好办”。在宁河提起“于七爷”、“于好办”，没有不知道的。“于七爷”所做的善事很多，下面就我知道的一鳞半爪，记述几件：

七爷开矿

“七爷”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在东北开了两个煤矿，一个叫“柳州煤矿”，一个叫“长城煤矿”。这两家煤矿其实是齐燮元的，由“七爷”当矿长全权打理。开矿从来都是特别挣钱的垄断行业，但“七爷”却没有挣到钱。当时矿上挖煤的矿工大多数都是山东来的，虽然矿工的收入比一般人要高，但由于远离家乡和下井挖煤的高危性，每月开工资的时候，大多数矿工都去吃喝嫖赌把工资造光，“七爷”了解到这个情况，把矿工召集在一起训斥道：“你们不要再这样了，你们这样活的舒服了，你们家里怎么办？一家老小都饿死不成？”于是，每月只给每个矿工发7.5元的生活费，余下的存在矿上，逐个问清矿工的家乡住址，把工资寄到矿工的家里。其他煤矿的矿长变着法克扣工人的工资都发了大财，“七爷”却没有挣到钱，把自己该挣的那份也资助了有困难的矿工。解放后，政府曾派人去山东外调，找到当时的矿工调查“七爷”是否有克扣矿工工资行为？矿工们及其家属对“七爷”是千恩万谢，并对外调的同志说：“我们的工资一分不差，如果不是七爷这样做，我们早饿死了。”

七爷开盐号

“七爷”从东北煤矿回来在宁河县城（今宁河镇）开了一家盐号，叫“泰丰”号。盐的交易历来都是由官府垄断的，利润相当优厚，“七爷”的“泰丰”号做的风生水起，后来又在潘庄、黄庄开了两家分号，生意越做越大。

“七爷”自己有一部“小车子”，就是电影《骆驼祥子》里演的人力拉的洋车。那时有一部“小车子”比现在有一辆100万的豪车还稀罕，坐着它那是相当的风光，但“七爷”从不显摆。“七爷”的家住在潘庄，经常回老家东董办事，每当“七爷”坐着“小车子”到了西老坟（张庄和西董交界处）时，一定要下车步行走到东董村，他说：“我在东董父老面前，没有资格坐在车上。”这就是“七爷”的情操。

过去穷人家是养不起“大牲口”的，“七爷”的家门口长期拴着一匹白马，大家称之为白龙马。不管是谁家，需要用的时候打声招呼随便用，用完后给马喂点草就行了，乡亲们非常感激“七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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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爷打官司

“七爷”这一辈子打了不少官司，但从没有恃强凌弱、欺压良善，都是代别人出头打抱不平。

一、上世纪四十年代东董村经常遭到讨伐队骚扰，每当讨伐队进村人们吓得四散奔逃。有一次，讨伐队又要来了，克俭的爷爷奎元吓得骑着驴向七里海跑去，刚跑到海挡的大坡，由于害怕不小心头朝下从驴背上摔了下来断了气。当时奎元家的日子很困难，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七爷”拿出6块现大洋交给克俭的奶奶，让她买口薄皮棺材安葬了奎元。然后，“七爷”来到县里对县长说：“你们的军队扰民，乱开枪把我们村的一个村民吓死了，这事得咋办？”。县长说：“七哥你看咋办好呢？”“七爷”说：“他家本来日子就困难，这回孤儿寡母的更没法过了，县里还是给点钱吧。”县长碍于“七爷”的面子，也不好说什么，最后决定给100元现大洋。由当时东董村里的负责人于庆林、于沄海（字博泉即宗尧爷爷的亲老叔）从县里把钱领来后交给了克俭的奶奶，克俭的奶奶用这些钱把该还的账还了，剩下的钱买了几亩地，母子相依为命度过了难关。

二、宁河县地处九河下稍，十年九涝，几乎每年秋季都发大水。东董和附近三十几个村庄的洪水都要泄到七里海后海，从七里海后海泄到七里海前海，再从七里海前海泄到潮白河入渤海湾。由于后海到前海的泄水口狭小，后海的洪水要很长时间才能泄到前海，加重了洪水对东董等上游村庄的影响。经过“七爷”到县里协调，决定在俵口村于际荣和洛里坨村李祥浦（克用的丈人爷）两家地的搭界处新开一处泄水口。于际荣，号相斋，绰号“烟袋油子”（据说他买下了宁河县九十九个村庄的地，因为到了芦台党庄子才挡住了，没能超过一百个庄。）于际荣在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财主，有钱有势，极力反对开挖泄水口。在开挖泄水口那天，于际荣派人去捣乱，被“七爷”组织开挖泄水口人绑到了县里，直到后海的水位降下去了才放出来。为这事“七爷”和于际荣及李祥浦结下了梁子，但受益的三十几个村的百姓万民称颂。

七爷卖海救乡亲

1945年春夏交替之际，日本鬼子的末日就快到了，但它们不甘心失败还在做着垂死的挣扎，像疯狗一样疯狂的反扑。因为叛徒侯志成出卖,区小队埋藏在东董庄南地里的枪，被日伪军搜到，日伪军对东董村的村民严刑拷打，追问八路军的下落，没有问出结果，就把管事的于文海和于作田带到了保安大队所在地——俵口，并准备对东董村进行屠庄报复，情况万分危急。怎么办？不能让群众吃亏。当时的宁河县的抗日游击队——区小队归“大武洪”领导，三支队队长是躲军淀的董德生，副支队长是东董的于福泉，福泉和“七爷”有亲戚，“七爷”的母亲是福泉母亲的亲姑。经区小队商议，决定让福泉到潘庄找“七爷”求助。

福泉接受了命令立即赶赴潘庄。到了潘庄不敢走大路，趁着夜色的掩护凫水过了护城河来到了“七爷”的门口敲门，“七奶奶”问清来人是谁，让二儿媳（兴忠的母亲）开了门，把福泉让进客厅说：“你表舅（指七爷）没在家，在盐号呢，这兵荒马乱深更半夜的，我们娘俩也不方便去叫，这样吧，你自己去盐号找吧。”福泉来到了盐号叫开门把情况对“七爷”一五一十的说了，“七爷”一听也急了：“发生这么大的事，怎么刚来找我。这深更半夜的我去找谁。”“七爷”思索了一会对福泉说：“既然这样了，也别着急了，好办。你先回去让你表嫂给做点饭，吃完饭趁天还没亮，赶紧回去，天亮了就出不去了。”

福泉怎样回去暂且不说，单说“七爷”思忖：这事只能找伪保安大队长田大肚子才能解决，但自己与田大肚子没什么交情，忽然想到潘庄镇长韩泰瑜和田大肚子是盟兄弟，韩泰瑜和自己交情深厚，于是连夜去找韩泰瑜。“七爷”到了韩泰瑜府上，韩泰瑜把“七爷”让到客厅，佣人沏上上好的茶叶。“七爷”即不说话，也不喝茶，更不落坐，只是在客厅里来回踱步。等的韩泰瑜实在憋不住了就问：“七哥，你大半夜找我来肯定有事，不管天大的事，你得先坐下再说，只要是宁河县内潮白河以东，蓟运河以西没有我办不了的事。”其实“七爷”故意使的激将之法，要的就是他这句话。“七爷”坐下后，就把老家东董要被屠庄的事对韩泰瑜讲了。韩泰瑜也很为难，但大话已经说出去了，也不好推脱。只好答应和“七爷”去俵口一趟。

天刚蒙蒙亮，“七爷”和韩泰瑜坐着马车直奔俵口。到了俵口韩泰瑜让站岗的士兵进去通禀，士兵回来说：“田大队长让大爷、七爷稍等片刻。”一会儿，田大肚子亮全队从里面接出来，寒暄完毕，把韩泰瑜和“七爷”迎进了客厅，茶罢各盏，韩泰瑜向田大肚子说明了来意。田大肚子大笑说：“哈哈哈哈，大哥不说我也知道。我虽然和“七爷”交情不深，但也早闻“七爷”大名。我也知道东董是“七爷”的老家，要不是给“七爷”留面子，坑都挖好了，那两个人早就被我活埋了。”“七爷”自然是千恩万谢，全仰仗田大队长和日本人协调!田大肚子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热情款待韩泰瑜和“七爷”。心里有事，再好的饭菜“七爷”也吃不出味道。饭后，“七爷”说去看看一位俵口的老友，一会就回来。其实“七爷”是向俵口的老友借了200块现大洋，回来后当见面礼送给了田大肚子的夫人。然后，“七爷”和韩泰瑜又坐着马车回到了潘庄。东董私藏八路军枪支的事不了了之，这场灾难就让“七爷”给化解了。这时的“七爷”手头也非常拘谨，悄悄的把在张庄七里海的苇地卖了两股，还了从俵口老友借的200块现大洋。这就是七爷卖海救乡亲。

七爷归乡

1950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对土豪劣绅实行镇压。在工作队的主持下，潘庄召开了诉苦大会，对地主老财逐个进行批斗，群众反映恶劣的当场镇压（枪毙）了好几个。当把“七爷”押上台的时候，台下的群众都站立起来，举起拳头高喊：“七爷是好人，七爷是好人。”工作队的同志一看，当场释放了“七爷”。

1954年“七爷”（于顺龄）病逝。葬于西董和张庄交界处的老坟茔，现在“七爷”的坟迁至东董西堼东南角。

1960年“瓜菜代”，潘庄人多地少，生活困难，东董的乡亲们把“七爷”的全家接回了东董。

（文字提供：于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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